50多年前一個細雨霏霏的黃昏，一個身穿旗袍的「破產地主」的女兒撐著油紙傘，踩著泥濘的鄉間小道，來到了小鎮一間破敗的學堂，教剛收工的農民識字。晚上回到家後，她還要守著一盞昏黃的油燈，為村民們讀信、寫信、記賬……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沒有絲毫怨言。這位「破產地主」的女兒，就是我的母親。
4歲時，母親便把我送進了學堂。在母親的影響下，7歲時，我開始代替她的工作，為全村人寫書信、記工分……多年後，偶有讀者要我簽名，剛動筆，他們往往會小聲地加上一個額外的要求，要我寫一句警句或座右銘。我寫下「善良」二字———母親的言行告訴我，只有一顆善良的心，才能包容生活的是是非非，才能在善意往返與暖流互溫中，體味到淡定而從容的幸福。
有一次，一個文人發表文章稱我在一本書上曾抄襲過復旦大學文史研究所所長章培恆教授的一段論文。一時間，全國嘩然，不少朋友知道後十分氣憤，紛紛打來電話要我出面「反擊」。我淡然一笑：「我寧肯做一個滿身污跡的勞動者，也不願做一個天天都在清理自己衣冠而不勞動的『乾淨人』。」結果到最後，謠言不攻自破，章培恆教授撰文《余秋雨先生何曾抄襲我》，對這位文人的文章一一進行了駁斥。
讓我此生感到莫大幸運和幸福的是，一位性格同樣善良的女性走進了我的後半生，她就是馬蘭。1991年，馬蘭前往上海演出黃梅戲，我和她相識並相愛。作為安徽省黃梅戲劇院院長，馬蘭不能像平常女人一樣每天回家。但只要回家，她總是忙前忙後地把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我笑著說：「所謂塵世就是充滿灰塵的世界，要學會承受，別擦了。」馬蘭不肯。我每次出差，從不把髒衣服帶回來，都是在賓館洗好，疊得整整齊齊地帶回家，討好地說：「看，我疼你吧，自己把衣服都洗好了。」
也有磕磕碰碰的時候。剛開始，我寫作的時候，馬蘭總在眼前繞來繞去，讓我無法靜下心來。我急了，抱怨道：「你能不能到隔壁去？」那以後，我寫作的時候，除非萬不得已，馬蘭絕不進書房。讓我特別感動的是，每次發生小摩擦和爭吵後，總是馬蘭主動作出讓步。而且，她還對朋友現身說法：「家是個不講道理的地方，對於一些小事情不能太較真。」
1997年，我和馬蘭開始在黃梅戲領域進行合作，攜手做起「黃梅音樂喜劇」的文章：我編寫出一幕充滿童話色彩的新戲《鞦韆架》，馬蘭則晝夜排練，塑造了一個在鞦韆架上蕩出青春和智慧的少女形象。這部大雅大俗的作品吸納了民歌、西洋樂、古典音樂、流行音樂的精華，為戲曲注入娛樂因素，令人耳目一新，在合肥首次公演場場爆滿。然而馬蘭對金錢毫無概念，《鞦韆架》演出時開支較大，到北京演出時幾乎都是包場，不能賣很多票，結果是場場轟動卻場場虧損。馬蘭擔心我會責怪她，出乎她意料的是，我拿出了十多萬元稿費繼續支撐她在舞台上的夢想。
2009年「五一」期間，一篇號稱馬蘭撰寫的《我的聲明》在網上盛傳：「因為我的丈夫余秋雨與某美女作家私通，本人掌握了確鑿證據，已經向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看到這則言之鑿鑿的無聊花絮，我不禁啞然失笑，忙叫來馬蘭：「瞧瞧，我們又離了一次！」馬蘭一看，隨即笑作一團：「這個美女作家，不就是我嗎？」這就是馬蘭讓人感動的地方。從1999年參加鳳凰衛視的「千禧之行」以來，我身邊不乏美麗而智慧的女性，但馬蘭從沒懷疑過。在她平和、信任的目光中，我雖然越走越遠，心卻與她越靠越近。掰指一算，5年中，我和馬蘭已經「被離婚」20次！幾乎每三個月，我們都會「被離婚」一次。每次，我和馬蘭都樂不可支。 |
